晚上，县委办公室来电话，你是林队长吗？我说是。今天死人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把电话放下了。此后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准来电话，问，死人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放了电话。

十天后县里不放心，郝县长带着四个粮食局干部，来查我在的公社的各粮库的账。见我没有动麦子和玉米，一粒未动。郝县长双手握着我的手，说林队长，好队长啊！查了三天，我高高兴兴回了县委。

我虽然受到县委和工作团的表扬，但是我的办法却一概不透露，我只说报纸上有的。

其二

我在常平公社时，后来住在曲村大队部，一天，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曲村一个小姑娘，大概十五六岁吧。她去山上看她姥姥。姥姥给了一点粮食，豆子，有十多斤吧。她新买的自行车，当地叫做洋马，得意洋洋地走在路上。曲村西边有一段山石路，路旁是小树林子。迎面碰上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看见她车后座上带着食粮，大喊一声，站住！山坡间的小石子路，颇不平整，姑娘见人喊，一歪，车就倒下了。姑娘心想，荒郊野外，这家伙要欺负我可怎么办？那人把姑娘的一双胳膊拧住，将车后座上捆粮食的小绳子解下来，把姑娘推入小树林，绑在一棵小树上。姑娘想，不像要强奸人的，坏了，我刚买的新洋马，完了，他要抢我的新洋马。只见那人把自行车推进树林，放在姑娘面前，咯噔一声，车子锁上，把钥匙塞到姑娘的裤兜里。那人说，姑娘，别害怕，我只要你这点粮食。我是上有老，下有小，都饿着哩，没法子。他扛上那点粮食就走。又说，姑娘，一会听到路上有行人，喊一声，让他们解开你，就回家吧。那人走了一截又回来了。姑娘想，坏了，他后悔了，我的洋马完了。只见那人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两元钱来，说，我实在没钱，只有这两块钱，对不住呀，我走了。

这小姑娘，回到曲村见人就说，嘻嘻哈哈的，像得了便宜一样。

公社主任雷鸣知道了，把姑娘叫来，问怎么回事，姑娘就照直说了一遍。我当时在场，雷主任对那姑娘说，你听他的口音是咱这一带的吗？姑娘说，是。雷主任说，明天我把全公社的二十到四十岁的男人都集合起来，你能认出他来吗？姑娘说，当然能。雷主任说，好，你先回吧。

我说，雷主任，你把这人找出来，你是要表扬他，还是要批评他？雷主任说，还能表扬？拦路抢劫，当然是批评，我把他抓起来。我说，以我看，这是个好人。人家说上有老下有小，这是个好人。姑娘怕强奸，没强奸，姑娘怕丢了洋车，新洋马，没丢，还给了两块钱，我说，这是个好人，至少不是坏人。你现在把他找出来，拦路抢劫……现在困难，人们挨饿，等过几年这挨饿的事人们就忘了，可人们还记得他曾经拦路抢劫，这名声背一辈子，可背不起呀。雷主任笑了，说，你说的也是，是个好人。他说，你说怎么办？我说不查，也不处理，就当没这回事一样。他同意了。

后来，工作团回到省里，在党校学习，一次说闲话，我说到这事。工作团的副团长杜杰说，啊呀林鹏呀，这么生动的事例，你怎么不汇报？我说，我怕汇报了，你要我查出此人，我怎么办？大家都笑了。

还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人民啊！尤其是农民。当时是当笑话说，后来每一次想起，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其一1961年春节后，运城县常平公社开始死人，县委着急，要派我去，我拒绝。常平这个地方是关羽的故乡。先是，春节前，我到各公社去推广一种代食品（当时挨饿提倡“瓜菜代”），棉花秆尖部，铡碎上锅炒，碾烂过箩，掺上白面蒸馒头，可以吃，但很难吃。春节前我刚回到驻县的省委工作团。我是工作团的秘书，负责写材料。当时县委书记姓刘，县长姓郝，工作团长姓张，副团长姓杜（他原是省委组织部的处长，我在省人事局，比较熟），在常委会上，他们都显出心急火燎的样子。我在场，我不是常委，只是个做记录的人。刘书记提出希望工作团立即派人，就派林鹏同志去吧，情况紧急，要派出得力干部等等，说了许多情况严重的话。我拒绝。张杜二人就竭力劝我，我说人是饿死的，我有什么办法？除非准许我动用仓库的粮食。我知道，各队仓库粮食满满的。刘书记一拍桌子，说，准许你动用仓库的食粮！张杜二人说，就这么定啦，你去吧，午饭后就出发，那里的工作队长（姓李）改任副队长，你任队长。刘书记立即给常平公社（原是管理区）打电话，说新工作队长叫林鹏，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就开生产队干部大会，一切听林队长的。会后郝县长搭着我的肩头，走向食堂的路上，对我说，林鹏同志，仓库里的粮食都是国库的数字，叫做战备粮，一颗都不能动呀。我说，那准许我动什么？他说主要是小麦和玉米，不能动。我说，好吧。他又说你可别给社员增加口粮，现在是一人八两，你要增加一两，别的公社要，我可没没粮给他们呀！我说好吧。我想，常委会上给了我任务，县长散会后再给我划条条框框，叫你手脚动弹不得。1958年广东番顺县龙山公社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吃饭/顾华明电话上我已经了解到，常平一带，尤其曲村，天天出殡不止，村子哭声不断，已经死了几十人了。那时候，不要说汽车，连个自行车也没有。吃过午饭，我收拾行装，背在身上，二十里地，天黑了，我才赶到常平。干部大会在关帝家庙中召开，我扛着行李，直接走进会场，台前黑糊糊坐了一大片人。当时常平刚由管理区改为公社，公社书记姓龚，还没到任，公社主任姓雷，原是省民政厅的干部，同我认识，工作队长姓李，太原来的，也认识，他们当着全公社干部给我介绍情况。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我相信，八两粮饿不死人。抗日时期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每人每天平均不到八两，也没有饿死。关键是食堂化，社员吃不到八两。一个公社，十多个大队，好几十个食堂，亟须整顿，可谁有力量整顿，怎么整顿，都把人换掉，还是人人偷，能有什么好办法？我要想出个好办法来。有一次，我从一个村子的街上走过，看见一个小院里站着小两口，正在擦眼抹泪，我就进去了。我问你们哭什么？夫妇两人说，老娘不行了，这种病躺下就起不来了。我说食堂打饭不给你们老娘？他们说，每顿打回一碗稀汤，两个枣子大的窝头，我娘把窝头往衣襟下一藏，只喝一碗稀汤。有个小孙子，跑着玩儿，一会儿，就说奶奶我饿了，老娘就把藏着的窝头给小孙子吃，天长日久，老娘顶不住了。我的办法就由此产生了。最后让我讲话，我问台下，村里不断死人，是怎么死的？谁也不敢说是饿死的，都说是病死的。我说什么病？都说，浮肿病。我说，我是省委派来的工作团干部。我带来了治浮肿的方子。我宣布两条：第一，八岁以下六十岁以上的病人，从明天开始，每人每天八两，领回家里自己做着吃。第二，浮肿丸由各小队做。方子是甘草、黄芪、百合（当地产百合）、麦麸、黄豆（黑豆也行）、红枣、花生（此地盛产），碾碎，做成一两一个的丸子，经公社雷主任批条子，从仓库里领。今晚就做，凡有浮肿病的人，每人每天一丸。听清楚了没有？听清了。散会。会后，同公社和各大队的干部又谈了一会，主要是说社会治安。吃了晚饭，我累了，赶紧睡下。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有人敲我窗户，林队长，林队长，浮肿丸做出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看见有一个社员，端着一个大碗，里面放着几个所谓的浮肿丸。我心想，我也没见过什么浮肿丸。我拿一个尝了尝，不错，甜丝丝的。我说，不错，就是这样。并说，我也有浮肿，我吃一个，工作队的人每人一个。这天上午，我召开了工作队的会议，说了一些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当时不叫夺权，叫夺印，把印把子夺过来，真正交给贫下中农。都是说纸上说的话。晚上，县委办公室来电话，你是林队长吗？我说是。今天死人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把电话放下了。此后每天晚上八九点钟，准来电话，问，死人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放了电话。十天后县里不放心，郝县长带着四个粮食局干部，来查我在的公社的各粮库的账。见我没有动麦子和玉米，一粒未动。郝县长双手握着我的手，说林队长，好队长啊！查了三天，我高高兴兴回了县委。我虽然受到县委和工作团的表扬，但是我的办法却一概不透露，我只说报纸上有的。其二我在常平公社时，后来住在曲村大队部，一天，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曲村一个小姑娘，大概十五六岁吧。她去山上看她姥姥。姥姥给了一点粮食，豆子，有十多斤吧。她新买的自行车，当地叫做洋马，得意洋洋地走在路上。曲村西边有一段山石路，路旁是小树林子。迎面碰上一个男人，三十来岁，看见她车后座上带着食粮，大喊一声，站住！山坡间的小石子路，颇不平整，姑娘见人喊，一歪，车就倒下了。姑娘心想，荒郊野外，这家伙要欺负我可怎么办？那人把姑娘的一双胳膊拧住，将车后座上捆粮食的小绳子解下来，把姑娘推入小树林，绑在一棵小树上。姑娘想，不像要强奸人的，坏了，我刚买的新洋马，完了，他要抢我的新洋马。只见那人把自行车推进树林，放在姑娘面前，咯噔一声，车子锁上，把钥匙塞到姑娘的裤兜里。那人说，姑娘，别害怕，我只要你这点粮食。我是上有老，下有小，都饿着哩，没法子。他扛上那点粮食就走。又说，姑娘，一会听到路上有行人，喊一声，让他们解开你，就回家吧。那人走了一截又回来了。姑娘想，坏了，他后悔了，我的洋马完了。只见那人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两元钱来，说，我实在没钱，只有这两块钱，对不住呀，我走了。这小姑娘，回到曲村见人就说，嘻嘻哈哈的，像得了便宜一样。公社主任雷鸣知道了，把姑娘叫来，问怎么回事，姑娘就照直说了一遍。我当时在场，雷主任对那姑娘说，你听他的口音是咱这一带的吗？姑娘说，是。雷主任说，明天我把全公社的二十到四十岁的男人都集合起来，你能认出他来吗？姑娘说，当然能。雷主任说，好，你先回吧。我说，雷主任，你把这人找出来，你是要表扬他，还是要批评他？雷主任说，还能表扬？拦路抢劫，当然是批评，我把他抓起来。我说，以我看，这是个好人。人家说上有老下有小，这是个好人。姑娘怕强奸，没强奸，姑娘怕丢了洋车，新洋马，没丢，还给了两块钱，我说，这是个好人，至少不是坏人。你现在把他找出来，拦路抢劫……现在困难，人们挨饿，等过几年这挨饿的事人们就忘了，可人们还记得他曾经拦路抢劫，这名声背一辈子，可背不起呀。雷主任笑了，说，你说的也是，是个好人。他说，你说怎么办？我说不查，也不处理，就当没这回事一样。他同意了。后来，工作团回到省里，在党校学习，一次说闲话，我说到这事。工作团的副团长杜杰说，啊呀林鹏呀，这么生动的事例，你怎么不汇报？我说，我怕汇报了，你要我查出此人，我怎么办？大家都笑了。还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人民啊！尤其是农民。当时是当笑话说，后来每一次想起，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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