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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之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卫生防疫(2)

来源:现代食品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11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中央与地方行政联动鲜明贯穿于由抗战前到抗战后安徽省的防疫事务中。其例不胜枚举,如,1932年全国霍乱大流行,6月内政部卫生署“会同国民政府救济

中央与地方行政联动鲜明贯穿于由抗战前到抗战后安徽省的防疫事务中。其例不胜枚举,如,1932年全国霍乱大流行,6月内政部卫生署“会同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卫生防疫组所属各处队”,在安徽即安庆办事处,“就近联络各地方医事卫生机关”,“在安庆市以及疫疠较重之芜湖当涂等处,施行注射防疫针”,为防止“其余被灾各县,难保不发生霍乱流行”,又函请省民政厅“令行各县遇有前项症候发现,赶速飞电告知敝组,即派专员前往救济,以遏蔓延”[13-14]。1943年3月,屯溪、休宁、旌德、绩溪、黟县、宁国、太平等皖南一带发生脑膜炎疫症,“为时已半月有余,虽经各县当局积极设法防治,尚未具体消灭。揆其原因,实由药品缺乏,及卫生人员不敷分配所致”,于是皖南行署张主任“电请卫生署,就近指派防疫队,携带大批药品,来皖南各县工作,俾得于迅速期间,将该项疫症扑灭,杜绝蔓延”[15]。1946年8—9月间,屯溪、休宁、歙县等“徽属各县”疟疾、赤痢等“疾疫流行,蔓延日广”,乡间“卧病呻吟,声达户外,厥状至惨”,虽经各县市当局及省立屯溪医院和徽州医院积极防治,无奈“医药救济人员□□两感不足”,无力扑灭,于是纷纷急电省府卫生处“请派巡回医疗队来县施诊”(后卫生处“派本省医防第一分队,派员携药前来协助防治” ),同时又“电呈皖救济分署,及卫生署驻芜医疗防疫第二大队,请求遴派大批人员,携带药械,来徽协助会商办理”[16-18]。同年10月底—11月间,安徽省善后救济分署“为积极展开皖东北救济工作……与驻芜湖中央卫生署医疗防疫总队第二大队合组皖东北巡回医防队,及皖北巡回医防队二队,分赴皖东北一带展开医疗救济工作”,给田家庵、正阳关、泗县、灵璧、五河等“皖东北灾区民众”带去了“福音”[19]。

地方防疫事务中需要中央与地方行政联动,固然说明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兴办之初深受日本模式影响[20]、卫生行政不独立,以及时代性经费匮乏、人才物资困厄,事权不统一、政出多门的历史背景下,没有也无法在短期内建立起一个完备的地方卫生防疫体系,特别是县以下的农村,甚至“百里之地,无一治疗机关,千里之内,无一防病事业;疫疠任其流行,死亡委诸天命”[21],故充其量只能说是粗具体例。但无论如何,政府由前近代时期角色缺位到此时主导性行为主体的转换,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卫生防疫行政的逐层建构,运用现代医学技术,一定程度上防控了其时各地的疫情,改善了民生,也为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启示,其现代性意义不言而喻。

二、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疫病救治这样一类公共事务通常都是由民间社会力量来承担,余新忠就曾指出,苏州地方医疗资源丰富,乡贤郡绅素来热心慈善,且嘉、道以降日益在公众救疗、卫生活动中,代替常态化、制度性缺位的政府发挥重要职能[22-23]。清末民国以来,一方面是常态化、制度化的国家行政权力对公共卫生事业持续并日渐强化地介入,另一方面是承继传统、热心公益的士绅特别是以商会、社团、报社等为代表的新型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两者在中国具有家国同构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脉络下,以及社会精英构筑的卫生强国想象或者说“卫生民族主义”语境下,并未出现近现代西方经验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反而形成黄宗智先生所说“密切合作”的互动关系。余新忠等人也认为:“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在救疗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民间社会力量无论在临事性应对还是日常救疗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24]这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互动构成了地方卫生防疫机制的另一重要表征。

安徽的卫生防疫体系真正草创于抗战以来,又逢时代性人才、资源、经费短缺和动荡环境,注定它的发育只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过“方具端倪”[25]。因此,以官方为主导,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合作在地方防疫活动中更是贯彻始终。在谈不上常规化、体系性建设的抗战前十年,安徽省的防疫模式主要表现为由省县当局牵头主办,联合社会力量,自省会至各县设立具有季节性、临时性和官坊合作性质的夏令防疫委员会。如1933年6月底,省会夏令防疫委员会改称夏令临时防疫所,“仍循历年陈案,分设医务、事务、检查三组,并就省会同仁、健生、惠民、广仁、博儒等医院(笔者按:这些医院皆为私立医院)设立诊所五处”[26],开办时间“由七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经费仍“由本所拟具预算书呈请省政府核定之”[27]。省会安庆的夏令防疫模式“十八年以后,逐渐推行于各县市”[28],各县夏令防疫委员会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官绅(商)合作性,如,当涂县“每至夏令由县府……召集地方士绅及团体组织防疫委员会”,凤台县、南陵县、天长县、含山县等,亦或官商合作办会,或合作出资[29]。芜湖遇有时疫流行,也由“各界组时疫医院”[30]。在抗战时期安徽的防疫事务中,政府与社会各界同样保持着密切合作。如,1941年3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屯溪分团暨屯溪警察局为发动春季种痘运动,特组织召开“屯溪各界春季种痘运动大会筹备会”,“推定屯溪市民医院、吴健生医院、吴仲生医院、梦飞医院、省党部皖南办事处、皖南行署、戒严司令部、警察局、商会、救济分会、高阳乡公所、屯溪镇公所、皖干团联训班、皖徽两报、屯溪区党部、屯江分驻所、洋湖分驻所、警察队、经济工作大队、徽女中、皖中、荣招第七总队、三民主义青年团屯分团等廿机关为筹备委员”,除了党团组织和政府机关,委员囊括了私立医院、商会、媒体、学校等社会各界。健生医院、仲生医院、梦飞医院等私立医院主要由警察局召集“担任种痘事宜”;皖、徽两报社“兼常务委员”,并和徽女中、皖中“等八单位担任宣传事宜”,工作包括“于皖、徽两报刊行特刊”“函本市各中小学校,组织宣传队”等;商会主要承担 “印发关于宣传种痘漫画两千份”的经费[31]。在1943年3月防治皖南一带大流行的脑膜炎事务中,商会、新药业公会、国药业公会、各界慈善人士等也积极捐款、捐药[32-33]。抗战胜利后,安徽卫生防疫行政虽粗成体例,但仍需社会力量的鼎力相助。如1946年7月中旬以来,蚌埠霍乱疫情猖獗,半月左右患者达两千余人、死亡三百左右。在省立蚌埠医院积极呼吁和推动下,市防疫委员会宣传组成员——“各报馆”(即“舆论界”)广为宣传,以“唤起市民之注意,知所防范”;防疫注射组(“共有八处”,除“一、省立蚌埠医院,八、卫生署第十巡回医防队”之外,“二、文芳医院,三、奎章医院, 四、济民医院, 五、宏慈医院, 六、洪遐医院,七、广济医院”都是私立医院)随时接收市民预防注射;7月24日成立但缺乏财政拨款强力支持的隔离病院经费支绌,商会将其视为“功德无量之市民福利问题”,“在可能范围内,设法帮助”,致经费募集“情形尚佳”[34-36]。

文章来源:《现代食品》 网址: http://www.xdspzz.cn/qikandaodu/2021/0511/9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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