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制度意识”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深刻体现

治理中通常有“人治”和“制治”两种形态。人治是指依靠个人权威和能力实施治理的方式。人治高度依赖治理者的素养和能力，治理者的个人素养决定着治理的态度、方式和效果。与人治相对的是用制度治理，可以简称“制治”。如果这种制度指法律制度或者采用法律手段，则用“法治”的概念。

人治反映了前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以人与人自身之外事物的关系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在人的依赖性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处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等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当中，高度依赖和极度受制于这些关系。血缘、宗法、等级以及阶级关系构成的共同体凌驾于个人之上，人只是这些关系的附庸，毫无个人自由、地位和人格可言。共同体的“首长”是共同体的统治者，“首长”的权力很少受到制约，治理呈现出极大的主观随意性。

物的依赖性社会超越了人的依赖性社会，是人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第二阶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详细分析了人的发展过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物质生产的发达，这对人而言是极大的解放。因为人不再直接受制于他人或者共同体，而是可以在他人或共同体之外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当然，从人或共同体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又受到物质生产活动的束缚，物质生产活动表现为异己的东西，人被自己生产的物质所束缚。但“物的束缚”毕竟比人的束缚前进了一大步。因为“物的束缚”是建立在普遍的物质交换基础上的，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物物交换构成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以商品价值作为交换的基本标准，用铁的自然法则取代了权力意志，赶走了共同体首长的各种主观随意性。如果说人的依赖性社会调节社会关系的是共同体首长的意志，那么，物的依赖性社会调节社会关系的则是由商品经济决定的各种规则，成型稳定的规则也就是制度。

因此，制度是现代性的产物，“制度意识”也是现代性的意识。1960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日本箱根举办了被称之为“国际上第一次认真而又系统地讨论现代化问题”的“现代日本”国际研讨会，会议确定了关于现代化的标准，将制度作为现代化的八大标准之一，指出：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

从上述意义上说，用制度来治理本身就是现代性思维的体现。作为形态的制度古已有之，但是，作为思维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制度却是现代的产物，特别是用制度思维超越人治思维，体现了顺应现代历史发展大势，站在现代化潮头思考问题的意识。制度带有稳定性、规范性，治理行为不再像人治时代那样随意，而是受到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因此，邓小平着力构建制度的“制度意识”是现代性的体现。

邓小平“制度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邓小平亲眼目睹和深刻体会了现代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特点。虽然因生活沧桑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5］，但他也从反面体悟到计件工资等制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初步懂得了制度设计对于推动事物发展的意义，明白了制度的稳定性是如何优越于人治的主观随意性的。这对于出身以“人治”占主导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邓小平而言是很大的启蒙，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奠定了“制度意识”的因子。此后，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都为他思考制度问题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文革”时期的严重曲折与个人遭遇促使邓小平更深地思考制度的作用。在下放江西前夕，他已经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文革”的曲折，固然与党的主要领导人有关，但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缺失有效的制度保障，这促使他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制度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这是邓小平反思“文革”的重要产物，意味着邓小平从思想意识层面意识到必须用制度建设超越人治，实现治理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其艰巨的任务要求改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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