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探索制度建设蕴含着现代性的基本要义和主要精华

现代性有两大基本方面。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是市场经济。从上层建筑的角度看，则是民主政治。抓住了这两大方面，也就基本掌握了现代化的要义和精华。邓小平在探索制度建设时，首先抓住了这个根本性的东西，从而使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取向获得了最深厚和扎实的根基。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奠定了基本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与经济基础距离的远近，上层建筑区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部分。政治上层建筑又称为实体性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政府机关等设施及组织。观念上层建筑又称为思想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思想体系。政治法律制度的变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动，或者说，制度层面的变动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层面的变动。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主体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的总和。

一种崭新的制度要有“正当性”和生命力，仅仅改造制度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改造其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深刻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自觉遵循和准确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到要想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首先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推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在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实际上已经触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他强调要扩大经济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要通过责任制提高生产效率；要重视物质利益，提高人民收入水平。邓小平的讲话涉及经济基础中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以及产品分配方式等经济基础的全部环节，实际上可以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为指导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提出要扩大生产主体的经营自主权；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等改革措施，实际上开启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在实践层面，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计酬等责任形式。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肯定了安徽农民包产到户的创举。1982年1月，中共中央在转批1981年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高度肯定了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发展成果。到1983年，全国农村93%的生产队实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此前在生产中的效率低下、在分配中平均主义的弊端，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国务院提出要建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1982年提出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些改革实践，推动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认识。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抓紧的四件工作之一，这将经济体制改革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8］“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9］。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飞跃和理论创造。因为承认了商品经济形态，也就承认了商品经济的规律和法则，也就使社会历史的发展获得了一套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规则。《中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10］。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个文件的意义，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11］

商品经济必然要求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既然承认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也就必然应当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又是需要在认识上实现突破的巨大的理论问题。实际上，随着对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认同，邓小平也在思考是否可以采用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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