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有专司、行有定章的卫生行政固然是公共卫生获得最大成效的刚性保障，“社会力量的救疗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具有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缺乏国家的调配、管理和强制性规定，这种救疗也就很难取得全面的效果”[37]。然而如前所述，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卫生行政建构特别是地方，未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加上时局的艰难，公共卫生的办理必须借重自古就在公益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社会力量。热心公益的士绅、慈善家特别是商会、社团、舆论界、私医界等新型社会力量又积极呼应，从而形成了以官方为主导的协同合作关系。这种格局不仅合乎了各地卫生防疫实际情形的需要，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在现代公共卫生事务上的传承和显现。

三、同乡会双向推动

清末民国时期，伴随着商会这一新型城市商业组织的产生，另一种以地缘为纽带、以城市商人为主体的同乡组织——同乡会也纷纷组建。同乡会不仅为旅居客地的商人等谋“同乡之福利”，且为家乡尽“桑梓之义务”[38]，是满足商人等在客地与桑梓地利益诉求的重要组织，它们广泛分布在上海等商业发达的通都大邑。就安徽而言，因为“徽商在上海之势力强盛”，仅徽州一地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据相关学者统计，抗战前就有7所之多(分别是歙县旅沪同乡会、徽宁旅沪同乡会、祁门旅沪同乡会、婺源旅沪同乡会、绩溪旅沪同乡会、休宁旅沪同乡会、黟县旅沪同乡会)[39]。同时，抗战以来，徽州屯溪成为“东南之吐纳口”，汇聚江浙沪乃至湘赣各地商人，“商业兴盛”[40]，甚而成为江、浙、沪、皖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时有“小上海”[41]之称。“小上海”里也集中了诸多同乡会组织，浙江同乡会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作为一种具有地缘属性，与传统商帮、会馆一脉相承又具有现代功能的社会组织，同乡会对于客地和桑梓地的卫生防疫事务，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使得地方卫生防疫机制运作呈现出了另一番中华传统的时代传承面相。

一方面，同乡会积极响应客地当局卫生防疫行政擘画和举措。由于传统时期中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一带盛传客死异乡，一时不能叶落归根归葬家乡而采取暂时处理即浮厝停柩的习俗，而“浮厝棺柩，既未埋藏，照日所侵，久则生变，臭气四溢，最易转成疫疠”[42]，公墓“实有百利而无一弊，择高亢之地，辟为公葬之区……免腐尸朽骨久与生人厮混，疫疠亦可减少”[43]，为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先后颁布《公墓条例》[8]579《取缔停柩暂行章程》[8]588，各城市当局纷纷以此为指导，推进清除积柩和建设公墓事宜。向重“同乡之福利”的同乡会便在其中承担了积极的角色，有力配合客地当局卫生防疫行政的实施。如，1944年6月，屯溪的浙江同乡会第五次监事联席会议，决议“办理殡舍③兴工事宜……以合乎卫生，采取最新式公墓”[44]。1947年1—2月间，歙县旅沪同乡会，鉴于上海“卫生局对于沪市积柩限于明年四月底出清，若不起运，届期火葬”，而其时“徽宁会馆共存有歙县灵柩五百余具”，且“我歙人士素重风水”[45]，故由会发起“办理转运已故同乡灵柩返歙”事宜[46]。

另一方面，同乡会又有力补充了桑梓地卫生防疫行政实施的不足。比如，1947年春，歙县“流行天花、脑膜炎、疟疾等传染病，仅瀹坑村就有40 余人死于天花，大谷运乡300 余人死于脑膜炎，岩寺一带每户都有人‘打摆子’，稻谷成熟，无人收割”[47]。有鉴于此，歙县旅沪同乡会“痌瘝在念，施惠桑梓，组织扑灭家乡疟疾时疫运动会”[48]，并于1947 年5 月21 日正式成立大会。随后他们募集资金，多方运作，利用上海社会资源，购买了其时极为稀缺的防疟药品(包括阿地平、痧药水、疟疾丸、奎那米尼斯针药水等[49])，并在城乡绅董群体和歙县全体士绅的共同努力下，将防疟药品送到乡间患病的乡民手中[50]。同时，歙县旅沪同乡会还秉持博爱胸怀，特地将“该项针剂药水一百瓶”赠送给歙县地方法院，“为监狱人犯防疟之用”[51]。

歙县旅沪同乡会“施送药品，集团运柩，建设公墓，举办义葬”[38]诸种行为，在客地上海与桑梓地歙县老家之间架起了联系的桥梁，双向推动了两地卫生防疫工作的进展，这当中既投射了反哺乡里的徽商传统和徽州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亦映照出旅沪徽商客体主体化的城市认同感及其关心公共事务、支持市政建设的现代意识。它虽属个案，然在乡土观念总体较强、既承继传统又具有现代功能的同乡会组织众多、卫生防疫成为时代课题的历史镜像下，着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同乡会对于客地和桑梓地卫生防疫事务的双向推动，是自古以来绅商热心公益、践行家国情怀的中国传统的彰显，也是新绅商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责任意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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